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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之名,缘于“有夏之居”

文章作者:新闻动态 上传时间:2019-11-15

原标题:“太行”之名,缘于“有夏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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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旭

太行山是中国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纵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山脉北起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它既是中国地理的第三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同时还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

关于“太行山”,早期文献可见于《山海经》、《左传》、《列子》、《史记》、《河图·括地象》、《博物志》等。其中尤以《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其资料形成可推溯至禹夏时代)为最。汉代《河图·括地象》说“太行,天下之脊。”东晋《博物志》曰“太行山,北不知山所限极!”宋《感山赋》叹“上正枢星,下开冀方……巍乎甚尊,其名太行!”明《潜确类书》言太行山“为畿辅之重镇。”清《一统志》赞其是“中原巨镇、中州望镇。”……可以说,“太行”一词,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坐标”,成为华夏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

至于“太行山”的身世及“太行”一名的由来,历代学者则很少涉及。有学者提出,追溯“太行山”由来,焦点有二:一是“正名”,太行山称谓繁多,常见的大约有“太行山、大形山、五行山、女娲山、母山、皇母山、王母山、秦垌”等几种,这些称谓得名原因和历史沿革状况是什么?二是“正音”,“太行”二字读音如何,是读“hang”,还是读“xing”?并借此将“太行山”之“太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五行”挂钩。

其实,此二者均不是追溯“太行山”身世之关键。所谓“大形山、五行山、女娲山、母山、皇母山、王母山、秦垌”,实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太行山”的“另称”。譬如“龙首山”,又名“大顶山”;“恒山”,曾名“常山”。这些名号,均为后起,与山体最早冠名的原由是无涉的。至于“hang”与“xing”,均不是“行”之上古确音。

笔者以为,考察“太行山”身世,应该明确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最初的“太行山”到底在哪里?

其二,“太行”之“行”,上古读音究竟是什么?

其三,最早的“太行山”与其周围族群的关系。

最初的“太行”

现代意义上的“太行山”,起于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但从历史文献来看,这种提法是西周以后逐渐形成的。西周以前的“太行山”,应该就是《山海经》所记:“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一直以来,是一个谜团,其中牵涉到春秋时期的一桩公案。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0年),景王因宠爱王子朝,想立他为太子。但尚未来得及册立,周景王便于同年四月十八日在荣锜氏那里去世。周景王死后,周悼王继位。王子朝攻击并杀害了周悼王,自立为王。五年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周敬王。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包括大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投奔楚国。另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说明当时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商时期的典册,其中就可能包括《山海经》所涉的原始资料。

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山海经》所记的“太行山”,应该就是今天中条山东段(运城市盐湖区与平陆县之间的山地以东)的起始部分。在《三家注史记·封禅书》中:“自华以西,名山七……薄山。薄山者,衰山也。《集解》:徐广曰:“蒲阪县有襄山,或字误也。”《索隐》:薄山者,襄山也。应劭云“在潼关北十馀里”。穆天子传云“自河首襄山”。郦元水经云“薄山统目与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与中条山相连”。

而在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中:“(永乐涧水)水北出于薄山,南流迳河北县故城西,故魏国也。”郦氏所言之原文是“太史公《封禅书》称华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广曰:蒲坂县有襄山。《山海经》曰:蒲山之首,曰甘棘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东则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的“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说明“甘棘之山”与“渠猪之山”只能在黄河大拐角的东北部——即今天山西省永济至芮城一带,才能“西流注于河”、“南流注于河”。

值得一提的是,郦氏原文并无“中条”一语。说明在郦道元的年代里,并无“中条山”一名。

最早见于史籍的“中条山”,是为唐代司马贞的“大河径中条(山)之西,自中条(山)以东,连汾、晋之险嶝,谓之岭厄。”

说明今天的“中条山”,是唐代以后的叫法。

在《山海经》中,“中条山”是一分为二的。其西段,即从永济市韩阳镇到夏县军家岭一段,正是《山海经·中山经》所记:“中山经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这段山体走向大致为“西——东”向,几乎与黄河平行。在《山海经》中,这一列山的总长度出现了两个数字。按照山与山之间距离累加的方法,得出的数字是937里。但在“中次首经”的总述中,却言“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文存在错简或漏简,二是在整理和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讹。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作专述。

从军家岭以东,山势陡然升高,并折向东北,便是《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之“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又东北七十里,曰咸山……又东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又东三百里,曰阳山……又东三百五十里,曰贲闻之山……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王屋”之后诸山,折而向北,后世统称之为“八百里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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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的“太行之山”)

需要说明的是,“山脉”、“山系”的概念是随着人类视野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形成的。在《山海经》的年代里,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的“山脉”、“山系”概念的。同时,以其生产力状况,也不可能在崇山峻岭之间,测定甲山到乙山的直线距离的。《山经》所载的里程数,极有可能是人们以步量的方式,沿着山间小径测出来的,其间的迂回曲折,盖不应以今天之直线距离而求之。所以,《山经》中所谓“又东××里”,并非直线距离。其直线距离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数”,但一定大大小于《山经》所记里程数。根据日常经验,《山经》中所言之“一百里”,其直线距离不会超过40里。如山势险峻,地形复杂,这一数字还会缩小。所以,《山海经》中的“太行之山”,其幅员不会超过100华里。同时,根据山与山之间的距离,也可确定山势险峻程度——在人口稠密度相同的地区,两山之间距离较远的,说明地势险峻,步行绕道较多;距离较近的,说明山势平缓易行。上古时期,晋南一带是华夏腹地,人烟稠密,而《北次三经》之间的距离相对要比《中山经·薄山》诸山之间的距离要大,恰恰说明了其险峻程度远超西段,再向东延伸,就进入了壁立千仞的“八百里太行”了。

“太行”之音

“行”,今天读音有四。

“hang2”:行列,排行,行业。

“hang4”:树行子。

“heng2”:道行

“xing2”:行走,行程,行销,行商,行不行。

今天的多音字,都是不同历史时期音变造成的。在上古时期,“行”的读音就是《说文解字》中的“户庚切”。拟音“ga:ng/ga:ngs/gra:ng/ gra:ngs”。其中的后鼻缀音“ng”可能是上古汉语存在“变格”之故。笔者怀疑晋语中的“圪字头”大部分与上古汉语“变格”有关,或当于东南地区吴越方言地名中的“句字头”。若将“ng/ngs”去掉,就是“gra”。

在上古时期,“夏”字读音为“gra”,“华”之读音为“gwra”。“华”即是“夏”,故曰“华夏”。周王室族源与“禹夏”相同,同源于“西羌”。所以西周时期将分封中原的诸侯(大多为王室成员)称为“诸华”或“诸夏”。

而“太”之古音,可拟为“tha:ds”。通“大”,通“泰”。

读《山海经》,尤其是《山经》部分,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凡是族群名、动物名以及山水地名,便不知所云。说明这些名称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之间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就是“夏”与“商”的断层,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断层。也就是说,“夏”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包括文字),并非商代以后一直袭用的汉语。“商革夏命”,是一次包括语言在内的彻底的革命。而周灭商代有天下,其文化是有继承的,尤其是对语言和文字的继承。这也是今天人们对甲骨文尚能部分释读,而对零星发现的夏代文字却无法释读的关键所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人们,《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很可能是一部翻译作品。其大部分内容是意译,而涉及到动物名称、山水地名则采用音译(这也是后世译著通常采用的方法)。所以,散落于《山海经·山经》中的“钱来之山”、“皋涂之山”、“鸟危之水”、“祁夷之水”等等,其中的“钱来”、“ 皋涂”、“鸟危”、“祁夷”仅仅是“记音”词汇,后世诸儒以汉语意境寻解其义,是为徒劳之举。

若是,所谓“太行”、“太华”,都为音译记音性质。从其古音所读,均可训为“大夏(tha -gra)”之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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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太行山”与其周围族群的关系

根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我们知道最早的“太行山”,就是今天中条山东段(运城市盐湖区与平陆县之间的山地以东部分)的起始部分。而在《山海经·五藏山经》资料形成的年代里,这里正是“大夏”部族联盟的中心所在。《左传》昭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左传》定四年叙述分封唐叔事:“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此处故夏虚也称大夏之虚。《括地志》“夏后别封(尧裔子)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史记·秦始皇本纪》“禹凿龙门,通大夏。”这是禹治水时所到之地域,可能即于此留下重大影响。而后世托名伊尹的《商书·四方献令》“正北空同(khotan,于阗、和田)、大夏(thagra)、莎车、姑他(乌丸)、旦略(儋褴)、豹胡(薄姑)、代翟(代戎)、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秀容)、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其中的“空同”,可直译为“kho-tun”,“tun”即汉语之“屯(村落,聚居地)”,“t”变为“d”,即“伦敦”之“敦”,“波斯顿”之“顿”。元音“u”低化为“a”,即“khotan”,也就是汉代以后西域之“和田”、“于阗”。而《四方献令》中,从商王朝北境,由南向北,依次序列的臣服邦国,最先述及的就是“空同”、“大夏”,亦说明在商代初期,黄河以北的晋南地区仍是“虞氏”和“大夏”的聚居之地。

近年来,考古发现,代表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地兼中条山南北。这与历史文献中“中条山以北有夏墟”,南面偏东一带为“有夏之居”不谋而合。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以本部族族名或联盟名号命名所临山水、所居之地,所以后世迁徙到哪里,往往把最初的地名就带到哪里,因为这些“山名”、“水名”、“居地名”,本身就是他们的“族号”。

今天,从地图上看,《北次三经》之“太行之山”,就位于夏县西南不远处,而“夏县”正是夏王朝曾经的都城,即传说中的“禹都安邑”。相传夏启接帝位亦建都于此……桀又居之。

有缘于此,笔者认为,最初的“太行之山”,实为“大夏之山”。也就是“有夏所居之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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