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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

文章作者:互动交流 上传时间:20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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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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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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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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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张丽研究员

2011年3月26—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东南亚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本次会议紧紧围绕着“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这一主题,并就六个议题展开探讨:1.东亚区域合作的历史考察;2.东亚合作机制的历史演变与发展;3.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前景;4.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前景;5.美国与变动中的东亚合作;6.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来自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福建社科院、广西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位学者,以及《世界历史》和《八桂侨刊》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近60篇,51人在会上宣读论文。 一、东亚区域合作研究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的杨泽瑞博士探讨了理想的与现实的东亚合作,指出,当前多重机制的亚洲地区合作使形势变得日趋复杂,如何整合本地区众多的合作机制,打造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合作框架是最重要的议题。而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合作在地理相近、经济结构互补、历史和文化同源,以及作为世界区域合作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是当前“最理想的区域合作”。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需要通过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突破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及军事、安全同盟关系中的阻碍,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限制,才能把握现阶段东亚合作的现实,建立有利于中国的地区合作机制。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稚教授认为,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主导权的错位与本地区存在的分歧方面。而要走出此困境,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对东亚区域合作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它可以在制度建设、地区框架协议、发展方向、主导权定位、中国的作用领域等方面有所突破,推动中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诱导型领导”的作用。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郑先武副教授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三种基本类型:双区域间主义、跨区域主义和半区域间主义。他指出,东南亚区域间主义早于东南亚区域主义,其发展经历了冷战时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依赖性到后冷战时期东南亚区域间主义的自主性的变化过程,实现了从“依赖”到“自主”乃至“中心”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历史演变进程表明,东南亚区域间主义与区域主义是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并在互动中催生了共同制度和集体认同的建构关系。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谢念亲副教授指出,当前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着许多困境,历史遗留问题、不同的政体、区域内文化的多样性、主权纠纷、地区内的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这使得东亚区域合作很难深入。如何走出东亚现实困境,他认为,培育文化认同、加强东亚区域的多方面合作是一个路径。而从历史上看,儒家学说长期在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构成了东亚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所以,东亚文化认同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同时,由于东亚文化的多样性,也应该是“认同中有多样”、“多样中有认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余建华研究员阐述了目前东亚地区诸国在能源消费结构和海外能源供应上具有的趋同性,但目前开展的合作并不理想。他建议东亚各国在能源领域展开对话,并在能源的开发、运输、加工、销售等方面与他方进行有效的区域合作,推进新能源安全观的有效落实,共同维护东亚区域以及国际能源安全。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的朱陆民副教授探讨了东盟国家环境安全合作与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关系,他认为,环境安全合作的深远意义在于能在长远利益的实现中形成合作的凝聚力,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沈红芳教授阐述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阶段,以及东亚现有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特点后指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先于贸易投资合作具有其合理性。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的于向东教授则指出了越南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重要作用。 二、美国与东亚地区 内蒙古大学的刘丽华教授分析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美国对台战略。她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经历了“台湾地位未定”、军事占领台湾海峡到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及与台“断交”、“废约”、“撤军”,再到既宣示对台“三不”、又不断提升美台关系、以台制华的演变历程。然而,美国对台政策实际上从属于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美国“以台遏华”的战略图谋这一核心,其目的始终没有改变。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喻常森副教授以“东约”和“东盟”为案例,分析了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政策变迁及角色转换。他指出,美国在对待冷战时期东亚地区合作的政策上表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性。在对待东约问题上,美国所采取的是“直接主导”政策;而对待东盟的政策是观望与间接性介入。美国对待东约和东盟政策的这种不一致,反映了美国政策困境的核心:即如何处理东约与东盟(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间的关系?美国对待东亚地区合作特别是对待东盟政策的演变,反映了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战略目标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冷战时期最大的战略和政治目标是在广大中间地带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抗并遏制后者的扩张,而东南亚则是美国政府志在必争的重要战略区域。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它们的主要诉求是通过自发的地区合作,极力化解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因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分歧而产生的矛盾,促进各国及整个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并最终排除外部势力对这一地区安全的干涉和威胁。因此,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这一矛盾,以及美国之后对此采取的政策变化在整个冷战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合作的目标与模式选择。由此可见,在目前及今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美国因素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干预变量。 武汉大学的张德明教授则探讨了东亚共同体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它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美国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缘起有何关系?美国对孕育中的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如何以及为什么?美国是否应该参加东亚共同体?经过分析研究后他指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萌发是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自私表现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对孕育中的东亚共同体不是支持而是反对,其目的是防止经济竞争对手日本或社会主义中国主导未来的东亚共同体;美国不能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但可以参与亚太经济活动,并可以成为“亚太共同体”成员。 三、东亚华侨华人、中国软实力建构的研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通过实地考查,对17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至今华侨华人的分布和数量进行了估算,澄清了学界对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的错误。他认为,至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量超过4500万。在此基础上,庄国土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近四百年来华侨华人分布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中国新移民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华侨华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格局,华侨华人聚居区几乎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各个国家,尤其近百年来中国移民鲜至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各地,现在也出现多个数以万计的华侨华人聚居区。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博士生们,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视角,探讨了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对中华软实力建设的意义。儒家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中华普世价值等传统价值观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此外,与会学者还就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核心要素、机制建设,以及文化软实力在海外华侨华人、华社的表现及互动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辨,指出海外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互动,将有效推动和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整合中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进程。

(《世界历史》编辑部 张丽 任灵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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