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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跟梵蒂冈建交?

文章作者:关于胜博发 上传时间:2019-10-16

原标题: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跟梵蒂冈建交?

众所周知,罗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枢,理论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机构,皆为罗马教廷的分支,受罗马教皇领导。到现代社会,罗马教廷与时俱进,在政治上构建了了“梵蒂冈”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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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梵蒂冈。虽然其占地只有0.43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其影响力却无比巨大——作为从罗马教廷演化而来的宗教国家,其一直是全球天主教的首脑所在。而为了适应现代国家形式,全球传教并负责天主教事务,梵蒂冈也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中国,就一直没有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

为什么中梵一直没有建交?表面看,是因为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且中国一直奉行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梵蒂冈作为一个为宗教服务的国家,中国不与其建交似乎也正常。。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神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事实上、有神论从古至今都在这片土地生存,宗教也从来没有消亡过,所以,单纯因梵蒂冈的宗教属性,就导致中梵隔阂,这个并非事实。。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呢?

最直接的,是梵蒂冈在2000年时的一次封圣逆举。时任教宗把一些近代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和教民封为圣人,而这些人大多协助西方侵略中国,罪恶滔天。梵蒂冈此举,是对中国人民感情赤裸裸的侵犯。

由于教廷一直奉行“教宗无错误”的教条,故哪怕后来教廷意识到此次封圣不妥,但木已成舟,也无法撤回。这就成为横亘于中梵二者间的一个死结。

但原因仅就于此么?

非也!当然,“圣徒”是事儿是心结,不过政治一向都是朝前看的。历史纠纷向来不是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依据。比如世界上但凡上的了台面的国家,都曾有侵略中国的历史,如果纠结于过去,那中国岂不是要与世界为敌?而且40年前,美国刚与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旋即就抛出了《对台关系法》,但中国也并未因此就与美国断交。所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梵蒂冈将晚清外籍传教士和汉奸教民封圣之举虽然错误,但并非没有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协调解决办法的空间,双方并不至于为这样一件事,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其实,真正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中国之所以长期不与梵蒂冈交往,其实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宗教管理制度。

在中国,宗教事务由政府管理。比如天主教,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不过却是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政治、经济上更罗马教廷高度切割,仅仅只在宗教文化传承上有一定关系。

这在世界天主教中可以说是独一份。因为天主教机构体系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罗马教廷对全部天主教分支机构拥有最高领导权——这里的领导权不单单是精神层面,现实层面的教会运作管理,也都要听命梵蒂冈——罗马教廷。而中国这种现实层面全自主,只是在宗教文化传承方面有沿袭关系的结构,等于是拒绝罗马教廷之于中国天主教拥有管辖权力,这难免会跟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原则形成冲突。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中国无法接受天主教的这套传统组织规则?这其实折射出东西方、华夏文明与天主教文明体系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自秦朝开始中国就采用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社会组织框架下,世俗政治权力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不管是资本权力还是宗教权力,都位居政治权力之下,接受政治权力领导。

在组织机构上,世俗权力通常会设置专门部门,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像在明朝,就在礼部设置僧录司、道录司管理释道二教;而在当今,这个政府部门则是国家及各地的宗教事务管理局。

而对于那些宗教领袖,中国也允许在现实中存在一些宗教领袖,但前提是必须获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册封,只有这样这个领袖才是合法的:古代中原王朝就曾册封过一些真人、国师,甚至有些信教皇帝还自己给自己加封——宋徽宗和明世宗,就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道君皇帝。

而在现代,虽然不再有国教——自然也就没有国师,但对部分宗教,依然保留着册封程序——比如当今在世的藏传佛教两位宗教领袖——达赖与班禅,就是经民国跟新中国两代中央政府册封后才登位。册封这个形式,表明了宗教领袖其之权力的来源,不单单是宗教本身所蕴含的精神认同,除此之外,更需要来自世俗权力的批准——而后者拥有最高决策权!

这种朝廷对宗教领袖的册封,就是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体现,即——治权管理教权、教权臣服于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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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文明体系上,华夏文明是人类最经典的世俗化文明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管是法家、儒家还是红色意识形态,都是无神论至上的世俗化体系,而不是主张有神论的宗教。中国的主要社会资源,也都集中在世俗化组织和拥趸手中。

而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与罗马教廷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首先是教权臣服于治权,这种东方传统,是罗马教廷万万不容的。毕竟,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文明中,教权一直是凌驾于治权之上的。就算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兴起,西方达尔文社会主义抬头,但起码也是教权、治权互不干涉、并驾齐驱。

所以,罗马教廷天然不能接受教权被治权压制,更不能接受宗教领袖被世俗权力册封——朝廷册封宗教领袖是中国传统,可要知道,在中世纪时,西方国王则都是需要经罗马教廷册封的!就算现在教宗已无权册封政治首脑,但起码西方各国领导上台宣誓时,也还得保留个手按圣经的形式,以表示对教权的尊重。

这下两方就杠上了。要换成伊斯兰教、佛教,甚至是同属基督教体系的东正教、新教,这都还好处理——因为这些宗教或者教派,现实层面并无体系化的组织架构,更没什么广受认可的最高宗教领袖——哪怕有,也都是神仙或者已故去之人,反而没有真正意义活人。

没有严密的现实组织架构,也没有活着的宗教领袖,这意味着这些宗教和教派体系相对松散,世俗权力能较容易的通过间接管理方式,实现对其之掌控。

但天主教不同。它有个活人当教宗,还规定了教宗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这就产生了个问题——当教权与治权有矛盾时,教徒该优先听命于哪方?

之于华夏文明,这一点很明确,教权臣服于治权,任何宗教组织体系都不能游离于世俗权力掌控之外,它们想要存在,就必须接受朝廷的册封。

但很显然,罗马教廷掌控下的传统天主教体系对此不能接受。对此中国当然不能容忍,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让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体系,与罗马教廷做现实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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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切割还算是文明的做法了。在古代,中国的处理方式更坚决。明末清朝,天主教传入中国,罗马教廷出台禁令:勒令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甚至还不准在教堂悬挂康熙赐给天主教堂的御笔牌匾。

这就犯了大忌!这不仅仅文化冲突,更意味着罗马教廷认为中国天主教徒不应臣服于世俗权力。这种玩法,别说本就偏保守的清朝了,就是再开明的中国王朝,对此都绝不能允许——所以等待他们的就是康熙皇帝一纸令下,天主教在中国被彻底封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世俗权力衰落,天主教得以再度入华——并且是以自己的模式。但待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经百年跌宕后重新建立中央强权,天主教这套就玩不开了,中央政府强势出手,切断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现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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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梵蒂冈主导下的传统天主教组织体系,跟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权力架构有着结构性冲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了治权高于教权,故中国当然不会允许罗马教会插手中国天主教事务——中梵之间,自然也就长期无法建交。

不过,近年来,情况似乎又起了变化。过去几年,梵蒂冈屡次表达出希望与中国建交的强烈意愿,中梵也曾对此有多多次磋商,甚至一度传出建交在即的风声。

那么,如果中梵建交传言为实,二者又会如何处理双方在理念和文明结构方面的冲突的?双方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中国天主教会的管辖权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在下一节《中梵建交的现实可行性》一节中继续为您解读。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09章——基督教之第八节。喜欢本文的朋友,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地缘政治系列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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