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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非洲兄弟是如何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文章作者:关于胜博发 上传时间:2019-10-13

原标题:(揭秘)非洲兄弟是如何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上)

世界犹如一个大舞台,而联合国便是这个舞台的中心。新中国走向这个中心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1971年10月25日晚9点47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并已载入中国外交和世界外交的史册。这是全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历史性时刻,是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百折不挠的较量,终于打破美国长达22年的阻挠的胜利时刻,也是广大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坚持正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多年英勇奋斗,最后终于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伟大时刻。重返联合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绚丽夺目的一笔,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那么,这场漫长的外交斗争中,鏖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如何发生逆转的?非洲兄弟在联合国给了我们怎样的巨大帮助?我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对于派不派人出席26届联大,为何还要讨论?毛泽东是如何一锤定音的?中国代表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次亮相引起了怎样的轰动?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非洲兄弟是如何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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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激动不已

联合国是1942年1月1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提出设想,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的。它分一般成员国、非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其不同的称呼代表了各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不同的地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1949年lO月1日,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新中国的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组织通行惯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解放后的22年中,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为台湾当局所窃据,新中国一直被排斥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之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绞尽脑汁,使尽了种种手段,设置了重重障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美国以“世界霸主”的身份,操纵联合国,以“不审议”、“延期审议”为名,拒不讨论我国代表权的恢复问题。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新中国在联合国内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国家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想出一招,玩弄程序手段以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本来按照联合国的惯例,随着一个国家政权的改变,该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掌握政权的政府占有,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可。但从1961年开始,美国及其盟国每年都在联合国内设法通过一项动议,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列为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的指出,“其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或者推迟一年,或者交给一个小组委员会去研究,结果仍是拖延。”然而,联大毕竟开始讨论中国的席位问题,这与以往不予讨论相比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这以后的整个60年代,尽管“重要问题”提案年复一年通过,但赞成恢复我合法席位的票数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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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提出设想建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联合国步入第二个十年。期间,世界政治出现重要变化,亚非很多国家先后独立。联合国成员国从51个创始国增至六十年代的107国,光亚、非成员国就增加了56个,打破了欧、美两洲在联合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以非洲大陆为例,非洲独立国家已从1945年以后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8国跃至40国,32个新独立国家先后加入非洲独立国家的行列。

32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有不少在独立前就以民族解放运动形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联系,之后双方又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他们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共同遭遇、相同目标和深厚情谊把中国同非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并在联合国内逐步形成一股以非洲国家为主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并同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美国等国展开了较量,双方周旋了长达10年之久。

这一期间的特点是,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做法发生了变化,拖延讨论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只能以中国代表权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同意的借口来加以阻挡。非洲国家则以逐步积累力量,增加提案国队伍来步步进逼。在逐渐壮大的非洲国家力量面前,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到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十年期间,美国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反对票从1961年的34票增至1971年的59票,弃权票同期从7票增至15票,各增加25票和8票;而“驱蒋纳我”的提案,其赞成票从1961年的38票增至1971的76票,整整增加一倍。既可见人心的向背,又可见非洲等国所展示的力量。

美国在1961年召开的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一举通过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使美国长期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图谋即刻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尴尬之余,急忙联同日本等4国一起,抛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属《联合国宪章》第18条范围内的“重要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通过的议案,逼迫大会予以通过。此后从1961——1964年的4年期间,美国都抛出类似议案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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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由于亚、非独立国家增加,力量对比发生骤变,加之非洲国家的大力工作,联合国内的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提案的变化。尽管第二十届联大总务委员会照例通过了美国等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属于“重要问题”的提案,但在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的提案时,出现了47票赞成、47票反对、20票弃权的局面,支持中国的赞成票比1963年增加了5票,而反对票却比1963年减少了10票,第一次出现了赞成票同反对票持平的局面。上述支持中国的提案由12国提出,非洲有6国,占了一半以上,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刚果(布)、加纳、几内亚和马里。形势令人振奋。但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发生了“文革”动乱,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解和反感。赞成上述两阿提案的国家总票数急剧减少,推迟了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时机到来。

尽管如此,非洲国家从未停止过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努力。到了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召开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主要有四个标志。第一,1964年法国同中国建交及1971年加拿大与中国建交,给美国长期孤立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以沉重打击。周总理对此作了如下的评价:“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第二,第二十五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并驱蒋的提案首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局面,51:47。第三,联合国内不少西方国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同美国拉开了距离,明确支持中国。1971年对中国投赞成票的西方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美国“后院”的拉美4国,如智利、墨西哥、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站到了支持中国的这一边。第四,美国在联合国内的“传统投票”集团全线崩盘。从第二十五届联大结束的1970年年底到1971年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在其《回忆录》中表示,“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并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面临不利的形势,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从过去的“阻挡”到玩弄“重要问题”的伎俩,这时转而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于1971年8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美国、日本等国在联合国第26届联大于9月下旬召开前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案”,就是它们推出的具体方案。8月2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了美日等国这一荒唐主张,并指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主张,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惟一正确合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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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决战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非洲等提案国内部加强了策略等方面的协调,力争在总务委员会通过先讨论非洲等国提案,后讨论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两个中国”提案),这样既可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又可使非洲等国提案获得通过,使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 (“两个中国”提案)成为废案,从而形成全胜的局面;同时又进一步扩大非洲等提案国参加国的数量。由于策略正确和工作得当,最后两阿提案从1965年的12国扩至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前的18国,最后到获得全胜的23国。6年里提案国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而每次扩大的提案国中,非洲国家均占据相当的数量。

当时联合国面对三个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议案,并将对其作出裁决。第一个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提案国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人们简称为两阿提案。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提议都是属于《联合国宪章》第18条中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经联大2/3的多数成员国通过,人们简称为22国提案。第三个提案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从这三个议案可以看到,非洲等23国提案同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以及美国、日本等19国的提案相比,无论在内容和实质方面都形成尖锐的对峙。非洲等23国的提案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闪烁着正义的光芒,反映不少联合国成员国打破美国长期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不公正局面的坚强决心。而美国、日本等国的两个提案,则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在中国问题上玩着危险的游戏。美国、日本等22国提案以“重要问题”为借口,力图从法理上再度阻挡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显示其道义的完全缺失;而美国、日本等19国提案则是一个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并作为美国、日本的“底线”,力图以此挽回其全线崩盘的处境。这样,非洲等国提案同美国、日本两个提案相比,就形成了23:22:19作一决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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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1971年9月21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由于非洲等提案国的坚决态度和睿智策略,在大会总务委员会9月23日开会讨论是否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的第一个斗争回合中,以及把阿尔及利亚等23国议案列在美国、日本等19国“双重代表权案”(“两个中国”提案)之前讨论的第二个斗争回合中,非洲等国均获得全胜,而美国、日本则全线溃退,打了败仗。尽管这两个斗争回合属于程序性范畴,还没有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通过实质性的决议,但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尽扫阻挠中国的一切障碍,使美国、日本等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意识到无法挽回其失败的颓势。用基辛格博士在其《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先讨论非洲等国提案“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来不及交付表决之前,北京几乎就已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了。”而事实确实如此。

从1971年10月18日到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激烈辩论,128个成员国中的80个成员国代表在会上发了言。非洲等国批评和谴责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指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就丧失了普遍性;现在是联合国改正这一历史性错误的时刻;”强调“美国无视客观事实,无视伟大中国的存在,制造‘两个中国’ 违背历史潮流”。他们发言用语之尖锐,论据之充分,矛头所向之明确,为联合国历届大会一般辩论所少见。一位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加拿大记者感叹道:“这种辩论表明,非洲等许多国家站在红色中国一边,后者能赢得如此的支持,使我十分震惊”。美国、日本为此种局面忧心忡忡,派出许多外交官在联合国内外做工作,他们或劝说,或拉拢,或威胁,但已无法阻挡非洲等国发起的攻势而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那么,我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对于派不派人出席26届联大,为何还要讨论?毛泽东是如何一锤定音的?中国代表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次亮相引起了怎样的轰动?

部分内容参考自《党史纵横》吴妙发 《党史博采》郭伟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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